刘禹霆：这部剧之后，我的生活节奏变慢了许多

Q：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A：我是演员刘禹霆，在《雪莲花盛开的地方》这部电视剧中，饰演藏族青年大巴桑。

Q：你是北京人对吧？

A：对，我是出生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

Q：那饰演一名藏族青年，挑战大不大？

A：挑战相当的大。对于我来说，最严重的就是口音的问题。北京口音其实挺难改的，我一激动很容易就会带出来。所以进组之后，导演就要求我必须每天跟藏族演员呆在一起。学他们的口音，然后学他们的习惯。那个时候，我每天听藏语的小说。真心听不懂，但就是硬听。主要是听他们发音的那种感觉。然后再用那种感觉说普通话。主要的特点就是，尽量发音厚重一点，鼻音会相对多一点，然后去掉一些我们日常说话的那种习惯，比如儿化音之类的。

Q：在造型上，也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造对吧？

A：对，戏里的头发和络腮胡子都是我自己的，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增重了将近20斤，之前确实上镜显得撑不起来衣服，不像是个干得动体力活的藏族汉子。同时，在肤色上也做了很大的文章，化黑了不少。每天收工回来，洗澡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跟掉色了一样。

Q：那不担心这种造型之后，观众们认不出来日常的你么？

A：担心啊！但还是先把角色塑造好吧。人记住了，结果角色塑造失败了，那还不如记不住人呢。不过确实造型设计是特别成功的。我们有一场戏是拍摄村民参加一位县长的葬礼。然后剧组从周边的村子里请来了很多的居民，拍完之后，居民们走的时候，都来跟我打招呼，可是他们说啥，我也听不懂，但看他们的表情和动势能明白，那意思就是“走了哈！”。

包括我们到当地集市里拍摄，都会认为我是当地的居民，一点没有违和感。最主要的是，杀青之后，我理了发，剃光了胡子，然后去探班的时候，站在剧组的拍摄现场，没有一个人认出来我。三个月的时间，戏里的造型就植入在他们心里了。

Q：那当初是如何考虑接这个戏的呢？

A：首先这个地域的特征就很吸引我。独特的地域特色，独特的人文环境，这些都是我很难遇到的。我们到达西藏之后，首先就会很自然的被当地的风景所吸引。不用刻意的去留恋某一处风景，因为真的那里做到了，处处是风景。其次是，这部剧的题材也很吸引我。从扶贫到脱贫，从脱贫到乡村振兴。我们很难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历这样的过程，也很难理解那些艰苦奋斗在乡村一线的干部们每天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虽然我在这部剧中，是被扶贫的对象，但是我每一场与扶贫干部的对手戏，都会让我感受到干部们的不容易。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形形色色像我这样的人，甚至是比我还过分的人，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一份初心，只是希望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这种奉献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的。

Q：你认为大巴桑这个人物的身上，有什么特点非常吸引你么？

A：首先是他的单纯，爱和恨都很直接，从来不藏着掖着。喜欢卓玛，就用家里的牛羊去讨人家欢心。恨欺负卓玛的人，就去跟人家直面的理论，甚至是为了心爱的女人打上一架，绝对不在背后使绊子。其次是，大巴桑是个很善良的人，没有心眼甚至是低情商。扶贫干部希望发展旅游业，他就乐呵呵的劝人家不要做旅游，踏踏实实放牧，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见到欺负卓玛的人倒在路边，就算是讨厌这个人，大巴桑也会赶快下马跑过去，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事物拿出来喂他。大巴桑这个人很简单，也很真诚，这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Q：那在演绎大巴桑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否运用了什么方法去呈现他身上的这些特质呢？

A：大巴桑这个角色的人物弧度是很鲜明的。细分下来，大巴桑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心理构成。比如在最初，他作为全村最有钱的一户人家，脑子里是没有脱贫这个概念的。即便他的有钱是相对的，也不影响他鼠目寸光的自信。也正是因为这份自信，他才有底气对着自己心爱的人说出那句：全强嘎，只有我大巴桑配得上你卓玛。对于大巴桑来说，之所以去帮助脱贫干部解决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愿意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自己心爱的人总跟他们凑到一起，自己要在心爱的人面前表现表现。再比如，当卓玛嫁人之后，大巴桑的状态从最初的张扬，逐渐变得稳重了一些，他能理解卓玛为什么选择欧阳南，也愿意祝福他们。他开始沉下心来去酿酒，希望自己的力量也能带动村子里经济的变化。他不需要很多人的认可，但父亲对他的认可是他最为看重的，这也是在这个阶段里，大巴桑人物心理的支撑。

塑造这个角色，与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钻进这个角色中，感受他每一个阶段的心理状态，然后一门心思的把这种状态附加到自己的身上。我和演我阿爸，演我妹妹的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也总呆在一起，相互之间的默契度每天都在增加，在拍摄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表演，感情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流露。这就是我抓角色“把手”的一种方法。

Q：全剧里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

A：我阿爸去世之后，我独自在屋子里和阿爸的照片喝酒的那场戏，确实让我印象挺深的。阿爸去世，是大巴桑人物性格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大巴桑就离开了村子，再回来已经是多年之后了。那场戏一共拍了两遍，每遍差不多7分钟，五台机子对着我。导演让我先酝酿情绪，开机的时候不用说话，给一个手势就行。然后我就看着阿爸的照片，差不多半分钟之后，我抬了抬手，然后我就看到摄像机的红点亮了。我开始说台词，跟父亲笑呵呵的聊天、喝酒。说着说着，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了。我就记得最后是撕心裂肺的哭。那场戏一共拍了两遍，第二遍拍完，直接就吐了。后来副导演跟我说，监视器前的人都哭了，拍完那场戏，录音老师放下耳机，出去缓了一会儿。我拍的时候，想起很多我小时候，我父亲带着我玩的经历，我估计大家在看那段戏的时候，也同样想到了挺多曾经的经历吧。

Q：这部剧对于你有什么改变么？

A：在这部剧里，我体会到了一个词——淳朴。我们拍着戏呢，我只是随口跟旁边的演员说了一句“有点饿了”。不一会儿，就有村民拿着自己家做好的牦牛肉送过来给我吃。然后怕我觉得干，还给我拿了奶茶。我们有一场戏，是在草原上生火。当地的村民会过来帮我们把火生起来，然后坐在我身边，揉出来糌粑给我吃。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心思，我们交流也基本相互听不懂，但他们笑着面对我，我也笑着面对他们。然后他们就认定我和他们是朋友，就愿意带着我去家里吃饭。所有事情都会很自然的发生，但确实在大城市里，已经很少见到了。这部剧之后，我的生活节奏变慢了很多，心态也放松了很多，这是西藏这片土地带给我最大的改变。

Q：日后还希望接这类角色么？

A：如果能有这类角色，我肯定是高兴还来不及的。我希望能替每一个角色都精彩的活一次。我也希望能用我每个阶段不同的阅历，将每一个角色塑造的有所不同。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磊